李克强表示，要努力去实现2020年的目标，需要年均增长7%的速度，这不容易。但是，我们有有利的条件，有巨大的内需。“关键在推动经济转型，把改革的红利、内需的潜力、创新的活力叠加起来，形成新动力，并且使质量和效益、就业和收入、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有新提升，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

在中国经济的升级版中，这一系列的改革和发展问题可能都会在城镇化进程中遇到。李克强还特别指出：“要注意防止城市病，不能一边是高楼林立，一边是棚户连片。本届政府下决心要再改造一千万户以上各类棚户区，这既是解决城市内部的二元结构，也是降低城镇化的门槛。”

新型城镇化 以人为核心

全国人大代表蔡继明多年来一直关注中国的城镇化问题，他在本次“两会”期间就表示，中国有2.6亿农民工，户籍问题把他们挡在了享受城镇化成果的门外，这样的城镇化不是真正的城镇化。

蔡继明的观点也代表了众多学者的担心，在记者会现场，新华社记者向李克强提问道：“当前社会上有很多关于城镇化的讨论，也出现了不同的声音。有人认为城镇化是现代化进程自然而然的结果，所以没有必要主动去推进。也有人担心随着城镇化的推进，会有很多农民失去土地，进而形成一个新的阶层，城市贫民阶层。不知道总理怎么看?”

李克强的回答非常坦率，“你刚才讲到了社会上对城镇化有许多议论，我大都听到了，也很关注。因为中国的城镇化，其规模之大为人类历史所未有，不仅对中国的发展很重要，而且会影响世界。这些议论、担心，我想都是为使城镇化的路走得更好。”

李克强说，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然趋势，也是广大农民的普遍愿望，它不仅可以带动巨大的消费和投资需求，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其直接作用还是富裕农民、造福人民。

此前很长一段时间内，围绕中国城镇化是“人的城镇化”，还是“土地城镇化”有很多不同的声音。

“新型城镇化要避免 ‘房地产化’和‘农民被上楼’。”全国人大代表、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曾表示，必须处理好“人的城镇化”和“地的城镇化”的关系，加快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进程，推动农民工实现“职业上从农业到非农业、地域上从农村到城镇、身份上从农民到市民”的三维转换。

在“两会”代表、委员中，不仅有专家学者,也有众多主政一方的官员，他们谈及城镇化时，也格外强调“人的城镇化”要大于“地的城镇化”。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盐城市市长魏国强说，推进城镇化特别要注意公共设施、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建设和完善，要考虑由速度的扩张转到质量的提升上，要注意城乡统筹。

“我们强调的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李克强特别指出。他还表示，尤为重要的是新型城镇化必须和农业现代化相辅相成，要保住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保护农民利益。

记者发现，已经出炉的各省份政府工作报告中，城镇化均占据了重要位置，而如何使得农民市民化则有比以往更清晰的路线图和时间表。

重庆市提出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目标：2015年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分别达到62%和47%。所谓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是按户籍人口计算的城镇化率，区别于依照常住人口数目统计出来的城镇化率。

此外，山西省也将研究出台户籍制度改革实施意见，推行居住证制度，解决好进城务工人员社会保障、子女上学、保障性住房等问题;广东省则要破除地域、户籍等限制，完善异地务工人员积分制入户城镇、参与社会管理等制度。

不能摊大饼 防止城市病

李克强在回答问题时，还提到了中国城镇化的发展模式思路，“城镇化也不能靠摊大饼，还是要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东、中、西部地区因地制宜地推进。还要注意防止城市病，不能一边是高楼林立，一边是棚户连片。”

他表示，本届政府下决心要再改造一千万户以上各类棚户区，这既是解决城市内部的二元结构，也是降低城镇化的门槛。

公开资料显示，目前我国有数十个城市提出要建设“世界城市”和“国际大都市”，有上百个城市提出要建设“中心城市”，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一些城市建成区盲目扩张。

全国人大代表、海南大学校长李建保就称，大城市建设近十年近乎爆炸式的扩张，导致了一些“病灶”在日积月累后集中爆发。2011年以来，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堵车、污染、内涝、房贵”等一系列问题越来越严重。

大城市无限扩容的另一个不良后果，在于产生大量“候鸟式”迁徙的人群，农村甚至许多小城镇都由于留不住人而导致空心化。

据统计，我国县域城镇建成区平均人口只有7000人左右，相当多的建制镇居民不足5000人。超过两亿的外出农民工，在县级城市居住就业的只有20%左右，在县域城镇居住就业的不足10%。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孔庆平告诉记者，城镇化不是一个大城市的无限扩容，而是类似于卫星城镇的概念，是乡镇在社会服务方面能让老百姓、农民享受到和城市人一样的待遇。

而这也引起了许多 “小城市”执政者的共鸣。全国人大代表、漯河市市长曹存正表示，鼓励农民向县城和小城镇集聚，加快农村 “就地城镇化”，不失为可行之措施。“就地城镇化”有利于农民适应新环境，减轻大城市的压力，防治“城市病”。

全国人大代表詹纯新还建言说，国家应该鼓励企业进入城镇，出台企业落户城镇的扶持和奖励政策，以增强成熟企业进入城镇的动力，“国家及各级政府从区域经济发展的角度，结合区域经济布局、地域产业特色、城镇区位优势，对交通、能源、环保、城镇建设等进行通盘的统筹规划，确保新型城镇化建设规划的前瞻性。”

人民日报：城镇化也当避免收缩的城市

两会期间，新型城镇化问题引起热议，很多议案提案针对农村怎样城镇化，农民怎样成市民。《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强调，值得注意的是城镇化产生的问题不仅在农村，也在城市。“收缩的城市”现象正在全球，特别是在发达国家蔓延，对我国城镇化具有借鉴和警示意义。

今天所指“收缩的城市”，主要是工业化后期，由于去工业化、老龄化、高失业率、资源枯竭等原因，使某些地区城市人口减少，经济活动衰退。德国联邦文化基金会最近以美国底特律、英国曼彻斯特和利物浦、俄罗斯伊万诺沃、德国哈勒和莱比锡4个都市区域为例，在全球范围内对“收缩的城市”课题进行了深入研讨，指出了其中的三个成因。

第一是去工业化。20世纪中叶，英国工业就业开始萎缩，到20世纪末，去工业化在英国蔓延，其中在伯明翰、曼彻斯特、格拉斯哥的城市群，制造业的萧条给城市经济带来了严重的社会影响，而失业加速了城市人口外流和内部“空心化”。

第二是郊区化，即人口、产业、基础设施从中心城区向偏僻地带转移。在美国，“收缩的城市”地处大区域的核心地带，尽管大区域的人口和就业并未下降，但这些城市却从中心地区向边远地区迁移，从而造成中心地区大面积荒芜。区域重组又加剧了中心地区的废弃和边缘地带的发展。城市边缘区域凭借廉价的土地和开放的空间而备受制造业的青睐，导致郊区逐渐代替中心城市。

第三是政治、经济体制转型。受苏东剧变影响，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多数城市人口数量锐减、经济下滑、工业停滞甚至结构转型，反工业化、私有化大行其道，城市均不同程度地出现收缩，只有那些有高利润的原材料工业地区才幸免于新经济浪潮。

同济大学副校长吴志强认为，为了避免中国未来有可能出现区域性城市群的萎缩，中国的城市规划要未雨绸缪，做好充分准备，用新的方法和技术来应对城市发展、扩张，以避免城市衰退或人口迁出。

人的城镇化，针对的是所有人，应该充分发挥政府主导战略资源的传统与优势，趋利避害，发展文化事业，完善社会服务体系，这种城镇化才能不仅避免“粗放的农村”，也避免“收缩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