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轮中央宏观调控的重点之一是抑制商品房中的投机行为，“投机”因此再次成为了经济活动中的贬义词。计划经济时代中国刑法中的一项重罪就是“投机倒把罪”，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让全国人大在修改刑法时首先取消了这一罪名，因为投机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也是考验投资者竞争力的工具之一。

很多的人不反对投资，因为投资是有风险的决策行为，投资才能解决有房可租的三级市场，解决买不起房的家庭的居住、生活条件的改善。但他们却反对投机，认为投机是破坏市场的不劳而获的行为。其实在任何市场交易中的投机都是一种就业和劳动，都要拿出本钱来承担风险。

之所以炒房的投机者大多发了财，恰恰是因为市场化的程度发展还不够，供不应求的现象仍为市场中的主要矛盾。其他稀缺商品的供给如此，住房市场也如此。任何投机者都不会在供过于求的市场中去冒险拿本钱买进，再利用差价升高卖出去盈利，投机也要考验人们的眼光和选择能力。

如果投资和投机能让更多的国民发财，增加国民的财富，不正是国家发展经济造福于民的目的吗？

投机过多会产生泡沫是经济学家及政府官员反对投机的基本理由。确实没有人会反对这种说法，从郁金香事件到南海事件都告诉人们投机过重会产生泡沫。但是仔细分析世界上所有的泡沫事件，会发现问题并不是出在投机过多上，也不是出在高档产品或特殊产品价格过高上，而是在于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将低档、并不值钱的郁金香花茎炒成了高档的稀缺品种，将非临海的内陆土地炒成了黄金地段的价格。

但今天的中国市场中商品房仍在按其地点和品质形成不同的层次，并没有将低档的普通商品房炒到黄金地段的高档房价格。只是因为中国用了各种一手市场的房屋产品的平均价格的统计方式造成了市场中的信息混乱，以为低档房也变成了高档房价或平均房价的水平。于是投机者就不得不背上炒高房价、破坏中低收入家庭购房的罪名，被政府强制性地列入了遏制的重点。尽管交易活跃了市场、增加了税收，但同时产生了投资或投机利润，这些利润一定会反映于房价之中。

我们并不是鼓吹和支持投机行为，反而同意和提倡用差别税率来让投资或投机盈利者在有利可图时多纳税，以便有更多的税收通过政府的转移支付，帮助不能利用投资和投机获利、不能用家庭收入购买住房的家庭解决住房问题。

差别税率在绝大多数发达国家中都是使用“按纳税人为单位的定额减税或对只拥有一套住房的家庭减税”的方式，支持和鼓励收入不管高低的家庭用市场化的方式解决住房问题，同时对投资和投机的多套购房行为不减免税的方式实行差别税率。即一个基本的原则是自住用房是国家保护公民居住生活权利的责任，因此要免税给予支持，但非自住性用房则在保护公民居住生活权利之外不再享受国家的免税支持。这样的差别税率既解决了不增加自住性家庭购房负担(哪怕是多次交易，但只有一套住房)也不增加市场交易环节的税费成本，同时还可以用多套购房不再享受免税的方式给以适当的约束，而非通过加税的过程实现差别税率。为促进对外贸易发展，在对外的贸易战中，有加税和退税的调整、有免税的政策，为什么房地产就只会加税而不能免税呢？

本来在非普通商品房(如高档房和别墅)中投资与投机者占多数，这部分房价的上升虽然拉高了各地的平均房价，但这些高档房本来也不是以中低收入家庭为供给对象的，因此并不会影响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反而可能提升中低收入家庭原有存量住房的升值。当加税和严格区分了非普通商品房与普通商品房的界限之后，为回避加税反而会使投资与投机者转移战场，挤进税收条件较为宽松的普通商品房市场，这样才反而真正影响到了中低收入家庭的购房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