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国家信息中心联合公布的新的经济、社会蓝皮书总结了2005年中国经济社会形势发展的基本状况，并对2006年进行了分析和预测。该蓝皮书显示：贫富悬殊、金融风险、高失业率仍然是当前中国社会面临的三大风险。买房贵、上学贵、看病贵已成为新的民生三大问题。身为济南市民，我们也很想了解这些关系千家万户的民生问题，2006年这些问题能得到缓解吗？请党报帮我们解答。 天桥区退休职工 王思伦

　　买房：2005年居住价格上涨5.6%，

　　济南市的住房销售平均价格每平方米超过3000元

　　主持人：2005年在粮食价格大幅度回落的情况下，居住价格仍然上涨5.6%，远远高于平均通货膨胀率。济南市的住房销售平均价格约为每平方米3000元多一点，很多市民感觉房价涨得太快，只能“望房兴叹”了。

　　王忠武：很多消费者感觉开发商暴利，但开发商还有一肚子苦水：开发成本在提高，利润并不厚啊。这样就在开发商和购房者形成一个搏弈的局面。国家对房地产进行宏观调控，强挤房价泡沫。但政府也不希望房价出现大起大落的情况，因为房价的大落对老百姓没有好处。

　　主持人：统计数据显示，济南市住房平均价格继2004年较快上涨后，去年基本平稳且增幅明显下降，与同类城市相比处于中间偏下水平。既然这样，市民为啥还是感觉买房贵呢？

　　王忠武：这里面有个交流和沟通的问题。购房者、开发商之间信息不对称。商品房的开发成本有多高？费用有哪些？房价到底是由哪几块组成的？社会公众不知道真实情况，信息没有披露。购房者想了解的信息，政府部门应要求开发商建立披露制度，让房价透明起来。有没有暴利？房价是不是真高？起码能够保障市民的知情权。信任是交易的前提，现在开发商和消费者互相对立和隔膜，不利于整个行业的发展。

　　刘长明：我们现在开发的商品房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房子越建越大、越建越豪华，其豪华程度甚至超过了发达国家。小户型的经济适用房太少了。太大太豪华的房子，工薪阶层承受不了。要减轻老百姓对“买房贵”的感受，政府应该考虑大多数人的承受能力，控制户型、成本、价格。不要以牺牲弱者的代价去实现经济发展。政府对公众的关怀，应体现在倾听百姓的心声上，应该多多关注弱势群体，让普通群众买得起房，让更多人有房子住。

　　上学：我国家庭教育支出的平均增速

　　是家庭收入的平均增速的好几倍

　　主持人：蓝皮书显示：我国家庭教育支出的平均增长是家庭收入的平均增长的几倍。因为学费高，教育被当作十大暴利行业之一。

　　王忠武：学费提高有其客观原因。孔子时代不用什么教学仪器，席地而坐就开始授课。现在大学信息化了，实验室、图书馆、运动场所的建设都需要资金支持，而且教师待遇提高了。而国家对教育的投入少，不能满足高校的正常运转，逼着大学收费赚钱。但总体看，大学收取的学费并不算高。人们意见最集中的是中小学的“择校费”。我们做了一次调研，胶东经济挺发达，各县的“一中”都建的很气派，但其他学校，尤其是农村学校条件很差，教师待遇也很低。因为当地政府集中教育经费，穷其所有，不遗余力地建一所名校，却牺牲了大多数孩子的利益。

　　主持人：建名校成了一种政绩的表现，是不是也助长了“择校费”的疯长？

　　王忠武：西方社会学有一种权威观点：一种社会问题要是屡禁不止，肯定有人从中受益；受益面越广，越难解决。上学贵、择校费高，已经呼吁了好多年，但一直没有解决，大概就是有利益在里面。

　　主持人：前几年，有人主张教育要产业化。教育应该营利吗？上学贵到底该怎样解决？

　　刘长明：教育产业化是教育的灾难。我四年前就撰写了文章《教育是永恒而崇高的事业》，强烈反对教育产业化。教育是永恒的事业，如果当成产业，老百姓就要承担它的主要成本。人民教育不应该是“人民办”，而应该“政府办”。只有明确这一点，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上学贵的问题。

　　主持人：既然教育不该营利，那么，应该怎样推动教育的变革？

　　刘长明：与工业文明一起成长起来的现代教育归根结底是谋职教育。谋职教育中隐含的产业化的教育发展观、功利主义的教育价值观、职业主义的教育目的观、人力主义的教育设计观使教育沦落为经济的奴婢。沾满铜臭的谋职教育说到底是人力的教育而不是人的教育，严重扭曲了教育的本质。工业文明的丧钟即将敲响，和谐文明呼之欲出，与和谐文明相匹配的教育型式必定是和谐教育。所谓和谐教育，就是由于实现了教育内部和外部的协和而达到教育价值最大化的教育型式。我们应该用健全而又深邃的和谐之光从各个角度去烛照教育的终极价值，尽快完成从谋职教育到和谐教育的转轨，实现教育的革命。

　　看病：全国有65.7%的人没有医疗保险

　　主持人：据统计，全国有65.7%的人没有任何形式的医疗保险，很多困难群众因无力支付医疗费用而放弃医疗。前不久发生在哈尔滨的天价医疗费案，更加深了公众对“看病贵”的印象。家庭教育和医疗支出过快，完全打乱了正常的家庭消费结构。由于远期支出的不一定，百姓通过储蓄来规避社会风险。在农村，疾病和教育正在成为一个新的贫困诱因。

　　王忠武：“看病贵”背后隐藏着不少问题，比如，进药渠道的“黑洞”。医院卖的药几倍甚至几十倍高于出厂价。医院缺乏疾病治疗的价格制约机制。来个病号，先做各种检查，再开好药，小病大治很普遍，头疼脑热也得花上百元、几百元。西方有作为独立第三方的医疗保险机构，居民向保险机构缴纳一定费用，看病开药后，保险机构支付医药费。有保险机构审查和监督，医院就是想多收费，也无从下手。而我们的医院缺乏监管，如果有一个独立的第三方进行监管，控制医疗费用，药价就不会长得这么快。另一个原因是，国人的收入水平低，社会保障程度也低，大多数人没有医疗保险，承受能力低。

　　刘长明：教育被推向市场后，我们把医疗也推向了市场。为什么会发生哈尔滨天价药费事件？为什么会发生病人交不起医药费就停止治疗的情况？因为医院要考虑收益，已经市场化了。如果医疗市场化的模式不改变，一切围着钱转的情况不改变，我想类似情况还会发生。

　　王忠武：医院不是企业，公益性医院不应当以营利为目的。首先，国家应加大对医院的投入和扶持，这是必要的一环；其次，严格控制各项医疗费用支出，按国际惯例进行总量控制。尤其是感冒这种常见病，花多少钱就可治愈，应该让病人心中有数，政府监管部门也应该心中有数。能少花就少花，不要一进医院就做全套化验、检查。再就是，我们的医疗保险机构太微弱，而且不独立，发挥作用十分有限。没有制约的权力必然滋生腐败。应引进独立的医疗保险机构监督医院收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