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1年的创建过程中，不少试点村因地制宜，深化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努力探索适合自身发展的创建之路。

近日，在3个不同类型的试点村，从村民充满喜悦的脸庞上，从干净整洁的村容村貌中，记者看到了“家园计划”给武汉乡村带来的勃勃生机。

【素描一】整村迁建：农民过上城里人生活

在蔡甸区奓山街，有一片3层小楼的别墅洋房。“别墅”的主人是89家普通农户，他们给新家取了一个充满希望的名字———“星光新村”。

在距离这片“别墅区”几百米的地方，是这些农户的旧家———“星光村”，村里还有160多户居民，在等待新村在建的二期工程和规划中的三期工程。

由于毗邻“国字号”工业园———常福新城，星光村拆农居腾出宅基地，用于招商储备。然后请规划部门统一设计房型，村民用拆迁补偿费，按图纸建新房。在农忙之余，村民又多了一条增收路：只要愿意打工，工业园里随时都能找到岗位。

正在建设中的新村让人欣喜，这里整体绿化2.5亩，植树300多株，中心地带建小绿地景观。电话、有线电视、宽带各类管线入地，道路硬化。

二期、三期工程完工后，原来散居8个自然村的255户农家将共享环卫、医疗、安全、文化等现代服务设施。

【素描二】村塆改造：“农家乐”里乐农家

走进青瓦白墙、古徽派建筑风格的东西湖慈惠农场鸦渡大队石榴红村，处处散发着新鲜气息：统一改建，统一绿化，农民家里有标间客房，已接待游客3000余人。

一年前，这里是慈惠农场最偏远的小村庄，全村73户人家以种菜为生。去年5月被列为试点村后，农场决定在石榴红村发展“农家乐”旅游，吸引市民来住农家院，吃农家饭，种农家田。

政府、农场、大队、农户共同出资400余万元，目前已有68户村民统一按照徽派风格改造旧居。村内还新修水泥路920米、彩砖人行道260米、休闲广场1800平方米，植树7000余棵。

36岁的闵小格是首先响应村里号召的4家农户之一，也是最先得实惠的村民。如今他家有8分菜地被城里人花钱“认养”，家里模仿宾馆标准间装修的一间客房，周末常有游客来住，家庭收入增加了一倍。

最近，闵小格夫妇正忙着在家里装修第二间客房。妻子黄林喜滋滋地说：“过去外出打工，现在坐在家里赚钱，日子越过越舒坦。”

【素描三】村塆整治：田野里收获更多希望

家中盖了单独的厕所、厨房、杂物间；村里新修了公厕、垃圾池和牛栏；绕塆路全部铺成了水泥路……今年春节，江夏区金口街严家村的老汉王选章，最高兴的事情就是领着来拜年的亲戚在村里逛。

逛完了村里的新景，王老汉又乐呵呵地聊起：“去年家里的纯收入超过1万元，比前年翻了一番。

严家村靠近高速公路，与武汉的中心城区洪山区接壤，村民有20多年蔬菜种植历史。

去年，作为“家园计划”试点村，村里改造了基础设施，方便村民生产、生活。同时，大力发展特色蔬菜种植业，让农民致富。

村里4处机泵站进行了更新，维修、新建7600米沟渠，扩建6口当家塘，新建750平方米的蔬菜交易场，修通村塆道路4.9公里。

水利设施完善了，道路通畅了，大棚里的蔬菜长势好，卖得俏。

去年，严家村的大棚蔬菜从过去600多亩扩展到965亩，人均收入4856元，比上年增加549元。
“家园计划”具有前瞻性

——访民政部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司长詹成付

“此次全国深化村务公开民主管理会议选择在武汉召开，具有特殊意义。”昨日，全国村务公开协调小组办公室主任、民政部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司长詹成付说。

詹成付首先从武汉的特殊地理位置谈起：“新农村建设，中西部是重点，而武汉的经济建设在中部六省处于‘领头羊’地位，因此在汉召开此次会议，对中部的新农村建设更具指导性。”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武汉率全国之先，推行农村‘家园建设行动计划’，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展开了有益探索。”

熟知我市基层政权建设情况的詹成付认为：“武汉通过社区建设‘883行动计划’，让城市居民受益；如今又将其惠民理念延伸到农村，这一城乡统筹发展的重大举措，和中央的新农村建设思路不谋而合，具有前瞻性。”

在盛赞武汉“家园计划”的同时，詹成付阐述了此次会议的重要意义：村务公开、民主自治，既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任务，又是完成新农村建设各项任务的重要保障。他表示，此次会议要通过深入探讨，解决村务公开、民主自治中的两个“难点”：如何不断提高基层干部带领农民当家作主的能力；如何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

詹成付希望，此次会议能够提供更多有借鉴意义的村民自治经验，让村务公开民主管理更好地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以制度保障村民自治活力

——访华中师大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徐勇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的出台，标志着我国的村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昨日，华中师大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徐勇在接受本报专访时说，这个阶段最引人关注的是，以农民民主权利建设为中心，建立和健全制度。

华中师大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也是全国知名的“三农”问题研究基地。今年51岁的徐勇教授去年底当选为全国首届人文社科类“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徐勇说，以上世纪90年代末期的村委会“海选”为标志，我国的村务公开民主管理进入第一个阶段——农村工作方式的变化，由以往的“领导干部说了算”转变为“干部农民商量着办”。

但是，由于没有相应的制度保障，村务到底咋公开，还得看干部的素质，看干部愿不愿意。因此也出现了一些地区一些人不搞村务公开或搞假村务公开，阻碍了农村的民主管理进程。“以硬性的制度要求村务公开，是今后一段时期新农村建设的需要，也是农村基层民主管理推进的方向”。（记者金涛李俊 通讯员高建洲）

新农村建设贯穿着“以农民为主体，让农民得实惠”的理念。只有将亿万农民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才有取之不尽、持之以恒的动力。徐勇提出，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引导是必要的，但政府不能包办代替。要使农民行动起来，积极参与新农村建设，就需要通过一定的制度加以保障。

保证村务大事农民知情，村务决策农民参与，村务管理农民监督，才能保证“好事要做好，坏事做不了”。徐勇说，制度保障到位，才能集聚力量，形成合力，引导广大农民群众共同建设美好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