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应该说每年的全国两会都聚集了全国人民的期待，我相信武汉人民也不例外。今年有一个比较大的背景，就是武汉获得的国家试验区的这样一个优势。您在开会之外，肯定也一直在为这个事情争取中央的一些政策支持。我们想问一下，您最希望得到中央哪些相关的配套政策，最希望得到的支持是什么？

苗圩：关于试验区，中央在批准上海浦东、天津滨海新区，以及成渝和武汉长沙这个试验区的时候，明确地说，这种改革中央不会给特殊的优惠政策。主要是通过改革，来解决限制我们发展的体制性和机制性障碍。通过改革，转变我们的增长方式；通过改革，能够加快我们发展，能够做到又好又快的发展。记者朋友肯定会问了，既然没有优惠政策，你们又这么积极地去申请，又很不容易，你们图的是什么？我们是这么理解的，因为现在随着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随着社会主义统一大市场的逐步建立，在期待着像我们改革开放初期那样的减税让利的这些政策，就是吃点“小灶”的这种政策，可能不会再给了。因为现在的政策都是普惠制的政策，不是给一个地区，一个局部，给你给别人更多的减税让利。但是改革就要有一个先行先试，所以我们理解这个事情没有政策是最大的政策。也就是说，我们要对未来的发展，按照中央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调整产业结构也好，促进内生性的发展模式也好，做到又好又快的发展也好，可持续发展也好，两型社会建设也好，就是我们通过哪些办法来改变现有的制度和管理模式，来做到又好又快的发展。当然具体的东西，我们还在研究过程当中，现在还没有一个准确的说法。今天上午，我们全团审议的时候，习近平同志也参加了我们的审议。在这里面，省委省政府安排我做了一个发言，我最后提了四点建议。我想在这里重复一下我上午的讲话：

第一点，按照权责对等的原则，更多地下放权力给下一级的政府。现在我们的事权配置和责任的承担，是严重地不对等。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来说，中央政府的权力大，责任小，地方政府的责任大，权力小。从地方各级政府也有类似的问题，区里头的责任比我们大，权力比我们小。所以去年，我们市里头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在减少审批事项的同时，把接近一半的保留审批事项下放到区里头去。我们就希望各级政府都要按照权责对等的原则，果断地下放一些权力给下一级。

第二点，减少专项转移支付，更多的实行一般性的转移支付。不客气地说，现在我们是各个部委分项目、分钱真忙。而且这些专项转移支付往往还要求各级地方政府配套出相应的资金。我到农村去调查，现在大家都很关注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搞了若干个村村通项目，但是具体到某一个村来说，某一项村村通并不一定适合这个村里的情况，并不一定是这个村里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紧迫的问题。但是由于我们都舍不得中央的这一块钱，下拨的这一块钱，所以也没办法，为了争取这一块钱，我们又贴上去这一块钱，一起下到底下去了。下去这种专项的转移支付，那就是打油的钱不能买醋，所以这就带来很大的问题，我们宝贵的资金并没有在一个具体项目，具体主办单位上，用在最关键的刀刃上。所以我觉得，我们要随着财力的增加，加快一般性转移支付，减少专项转移支付。这样做还有一个附带的项目，就是便于中央各个部委腾出更多的经历，不是去审批项目，不是去分钱，而是去从宏观角度研究一些大政方针和一些措施。

第三，我们现在政府的决策程序，是一种串联式的决策程序，虽然我们说了，一件事原则上由一个部门负责，但是往往现在我们的每一件事都是很复杂的一件事情，涉及到方方面面，往往就涉及到若干个部委，若干个部门。这种部门，比如说涉及到五个部门，四个部门都同意了，只要有一个部门提出不同意见，这个事情就会被无限期地搁置，我们就会不断地下级要向上级做汇报，做公关，大大地影响到行政效率。所以我建议加强部门和部门之间的沟通和协调，能够进一步地提高政府的办事效率，减少推诿扯皮的现象。

第四，我们大约在十年以前就提出了减少投资对经济的拉动，更多地启动消费对经济拉动的作用。这几年有一点成效，但是做的并不像我们主观想象的那么好。深入分析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地方政府为什么更重地看投资，更多地关心投资，除了投资，一部分会转化成当期对经济的带动，比如说一部分投资要买设备，一部分投资要买建筑材料，这对当期的发展产生带动。更重要的是，今天的投资就是明天的产出。如果没有税源，地方政府就没有财力，没有财力，你想做的很多事情就无能为力。现在我们的财政体制是一种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各级地方政府都要关心我们的税源，特别是未来的税源。所以我建议，为了更多地想达到启动消费的拉动，首先要从经济上研究改变现在的流转税是有利于生产方而转变成有利于销售方，具体来说就是在生产环节征收比较少的流转税。而在销售环节，代之以销售环节征收这个税。也就是地方政府从关心这个项目，关心这个企业，关心这个产量、产值，最终关心这个税收，转变成更多的关心市场，关心销售，销售的越多，你的税收就越多。如果这个税收改革调整到这个方面，那我想，我们在关心投资的同时更多地去关心市场建设，关心市场秩序的维护，创造一个更好地有利于消费者的环境。在这个过程中，地方政府也可以更多地拿到税收。这样也是一个很好的办法。至于没有政策就是最大的政策，我刚才讲了，就是我们先行先试，只要是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只要是符合两型社会的总体要求，无比拘泥于现行的管理制度和现行的一些程序。我们要对制约生产力发展的这些制度性、体制性障碍，要大胆地进行改革、进行破除。通过我们的改革，为内陆地区的发展起到一个引领和带动的作用。

所以我想，邓小平同志确定的四个特区，现在看来是对沿海地区的发展确实起到了引领和带动的作用，也许过二十年以后，我们看中央批准的中西部，成都、重庆、武汉、长沙，这四个试验区通过综合配套改革试点，也会引领和带动整个中西部地区的快速发展。通过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和沿海地区的加速发展，真正做到区域协调发展。所以没有政策就是最大的政策，我是这么看的，我们要先行先试，我们要找准限制我们发展的最大制约因素，在符合中央总体要求的情况下，不必拘泥于现行的一些制度、规定，敢于突破，敢于破除这些限制发展的体制。